晚明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波瀾起伏、痛定思痛的時期。一方面，國運滄桑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益加劇，明王朝政權岌岌可危；另一方面，經濟上漸漸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，有一大批唯物主義思想家出現。張瑞圖便活躍在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紛亂時代。
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下，晚明書壇產生了以張瑞圖為代表的一大批變革主義書家，而張氏又與其他諸家有所不同，本件草書《明人詩》便是這種不同的藝術外化。在晚明個性解放的思潮下，徐渭、張瑞圖、黃道周、倪元璐、王鐸、傅山等一大批書家試圖沖破傳統，最大可能的發揮主體能動性，因而該時期的書風大都偏于奔放、豪邁。而張瑞圖雖身在朝野，對社會動蕩氣息的感覺最為敏銳，但他卻懷有一顆儒氏之心，外界的波瀾起伏很少能干擾到他的生活及獨特書法思維。到他這里一切都會趨于平靜，外化到書法，便有了自己筆勢雄渾且格調生動儒雅的書法面目，這與其他諸家有著很大的風格差異。正如當地《府志》中對他描寫的那樣：“內持剛決，外示和易，陰劑消長，默施救濟”。細細品來，意味深遠。
▲2016西泠秋拍
張瑞圖（1570～1641） 草書 明人詩
絹本 立軸
出版：1.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·十六》P279，文物出版社，1997年。
2.《真跡與偽作——中國書畫鑒定》P52，山東美術出版社，1998年。
3. 《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·柒》P3277，東方出版中心，2011年。
說明：吳卓如鑒藏并題簽。
159×42.5cm
本件張瑞圖草書《明人詩》，用筆嫻熟、風格鮮明，是張瑞圖天啟年后書法成熟時期的代表作品。從整體看，本件作品仍存有傳統帖學的諸多影子，格調雋秀、典雅，用筆簡逸、圓潤，節奏輕快、順暢，濃郁的書卷氣息撲面而來。我們知道，張瑞圖的書法成就也主要集中在行草書上，而且他晚年的草書整體上給人的都是方直挺拔、酣暢淋漓的感覺，這也正是他不斷沖破傳統二王剛柔相濟、方圓結合審美范疇之后的獨運之處。
從該件草書作品的具體用筆到整體的章法布局，我們都能看到張瑞圖歷史性的創造。不論是明初的“三宋“（宋克、宋廣、宋璲），“二沈”（沈度、沈粲），或是明代中期的祝允明、文征明，還是與其一起并稱四家的其他三人，他們雖然都以自己的藝術成就在明代書壇上占有一席之地，但從總體的風格體系來看，他們都沒有跳出“二王”的范疇。而張瑞圖的書法，無論從外觀看還是追求其內在的韻味，都與前人迥然不同。清代畫家秦祖永在《桐陰論畫》中盛贊張瑞圖書法的不拘一格：“瑞圖書法奇逸，鐘、王之外，另辟蹊徑“。與秦氏同時期的著名書法家梁巘也談到：“張二水，圓處悉作方勢，有折無轉，于古法為一變。”
除了精彩的筆墨，格調高雅的內容也會給一件書法作品增添諸多神韻。本件作品是張瑞圖抄錄同時期詩人的一首五言律詩，詩文內容為：“法界隱嵯峨，禪宮鎖薜蘿。幢開一徑古，云合四山多。采橘饒僧供，鳴鐘信客過。坐來深梵響，吾會混樵歌。”格調高古、意味悠遠且充滿禪意。這與張瑞圖氣息連綿、蕭散疏遠的書法風格相得益彰，真可謂“書中有詩，詩中有書”。
書寫完畢，張瑞圖在作品的最后鈐蓋了自己的兩方常用印章，一方他的姓名章“瑞圖之印“；一方是他的齋號印“白毫庵主”。而白毫庵則位于今天福建省晉江市青陽下行，是張瑞圖少年讀書及老年棲隱之處，對其有著深厚的感情，因此張瑞圖自稱“白毫庵主”并治印一方，常常鈐蓋在自己滿意的作品之上。時至今日，庵內仍然留有張瑞圖的很多筆跡。
張瑞圖草書《明人詩》是一件流傳有序的書作。作品的左下角鈐蓋了吳卓如先生的鑒藏印“卓如珍藏”。吳卓如不僅是中國近代杰出的革命家，同時也是著名的收藏家、書法家，他對張瑞圖的這件書法作品愛不釋手，除了在上面鈐蓋了自己的鑒賞印之外，還為其題了簽條：“明張瑞圖草書真跡精品”。尤為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件作品曾經過“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”的鑒定。該專家組最早成立于1962 年，后在文革期間被迫停止，文革結束后，1983 年再次在北京成立并由7 位國內專家組成，謝稚柳任組長，啟功、徐邦達、楊仁愷、劉九庵、傅熹年、謝辰生等人任組員，經本次組織的專家鑒別無疑，該件草書作品被編入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，這就更加證實了作品的可靠性。
書法雖不能言語，但卻總能無聲勝有聲，它所傳遞給我們的感受總是意味深長的。細細品讀張瑞圖改件草書作品，我們可以從中體會到傳統經典；體會到變革創新；體會到屬于那個時代的浪漫氣息。
西泠印社二〇一六秋季拍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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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14日（9:30-20:00）
12月15日（9:30-18:00）
地點：杭州·浙江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廳（杭州市曙光路122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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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16日 至 12月18日
地點：A廳、C廳 浙江世貿君瀾大飯店 三樓世貿廳
B廳 浙江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廳三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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