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天——明朝天啟四年十一月某日，藍瑛乘舟過楓橋，一定是想起了唐代詩人張繼的那首《夜泊楓橋》詩，便有一種情緒縈繞心頭，于是系纜泊舟，站在橋上游目騁懷。楓橋在蘇州閶門外，舊時已有寒山寺，然而在張繼之前這地方并不為外人所傳，是張繼一首詩，讓楓橋從此名揚天下，文人過此必詠懷，成就一道無盡的文化風景。藍瑛不是詩人，甚至不會吟詩，但是站在楓橋上心不能不為之所動，用他的話說，放眼望去“西山一帶宛若巨然染墨”。他是畫家，心里有詩筆下就有丹青——正在性情中的時候，同行的“孫子”取出一箑（箑，讀shà，也讀jié，舊指竹扇）告訴他，吳仲言有托，請他選擇沿途勝景描摹其上，以作紀念。當年沒有攝影術，繪畫常常是畫家們出行留影的手段，就像詩人憑借吟詩記錄行蹤一樣。藍瑛并不推脫，以素筆落墨，不染一色繪成一幀山水，時為公元1624年，藍瑛恰好四十歲。然而站在楓橋上其實看不見西山（至少不能清楚地看到西山），當年空氣再好，楓橋距西山用今天的車程計算大約需要40多分鐘，是難以用肉眼相望的。藍瑛移景于畫，一暢遼廓，這就是繪畫藝術。審美的距離不一定非得是自然距離，肉眼看不到，可以用心瞭望，其實最美的風景就在心里。
那么，吳仲言是誰，讓藍瑛如此傾情作畫？大家都知道，藍瑛在明末清初的中國畫壇，既為“浙派”殿軍，又是“武林畫派”的開派祖師，但是畫史有關他的記載不知為甚么極為有限，不僅藍瑛，武林畫派的許多畫家也是一樣。比如吳仲言，林林總總的畫史著作中，僅有一部還是藍瑛參與纂輯、武林派畫家馮仙等纂定的《圖繪寶鑒續纂》中有載。于是我們知道了吳仲言就是吳訥，杭州人，武林派畫家，并且是藍瑛的學生。他山水學藍瑛，花卉拜孫杕為師，但是作品傳世極少。2006年西泠秋拍曾拍過一幅他的絹本山水《松溪漁父圖》，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藏有一幅他作于1666年的絹本山水《秋山會友圖》，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繪畫面貌與藍瑛如出一轍。這是筆者所知吳訥僅有的兩幅作品。而在藍瑛的傳世作品中，也有兩幅是繪贈吳訥的（以筆者所知為限），一幅即這把成扇所繪，另一幅作于天啟六年（1626）也就是這把成扇繪后第二年，也是繪于金箋扇面上，是一幅設色山水（見《中國繪畫全集》17卷，第62圖）。在前一幅作品中藍瑛稱其為“苐”（“苐”即“弟”，在古漢語中“苐”、“弟”、“第”相通），后一幅作品藍瑛“畫似仲言正之”，稱謂被省略了。稱謂被省略通常有兩種情況：長輩對晚輩或者平輩之間關系親密無間者。可見吳仲言與藍瑛之間的關系，這也印證了《圖繪寶鑒續纂》中吳仲言是藍瑛學生的記載。那么吳仲言和與藍瑛同行的“孫子”又是甚么關系呢？顯然，“子”在這里不是人名，而是對這位孫氏的尊稱。吳仲言可以在藍瑛與“孫子”出游蘇州時請“孫子”代為索求藍瑛途中作畫，他們之間的關系已經不言而喻，甚至可以說比與藍瑛的關系更隨便。這樣的關系并且姓孫，在我們可知的吳仲言的社會關系中只有一個人能夠擔當，那就是當時杭州著名的花鳥畫家、吳仲言的另一位繪畫老師孫杕。這一來就順理成章了：他們是兩位老師和一位學生之間的關系。于是我們終于知道，為甚么藍瑛繪此金箋扇面如此從心所欲，且讀畫上題識：“甲子冬十一月，將入穹窿，舟泊楓橋，西山一帶宛若巨然染墨。孫子因出吳仲言箑，索余記其狀，苐仲言止好于筆端見我兩人懷，不同游也。社中藍瑛志。”字里行間流露的都是朋誼師情——在此之前我們只知道藍瑛與孫杕都是杭州人，但是并不知道藍瑛與孫杕之間關系如何，清代杭州文史掌故作家朱彭著《南宋古跡考》，其中雖然敘及杭州望仙橋東舊有南宋德壽宮，此地后為秦檜所有，明末清初時建筑尚存，內有古梅芙蓉石（因形似得名），后來好事者將孫杕藍瑛所繪梅石圖鐫刻石上，題曰“梅石雙清”，這為我們提供了藍瑛與孫杕之間關系的證明，然而畫史不知。09春拍西泠拍賣有一件藍瑛、孫照的《山水花卉合冊》，我們知道孫照是孫杕的兒子，但是為甚么有人會將孫杕兒子的花卉與藍瑛的山水合為一冊，因為不知道藍瑛與孫杕乃至孫照之間的關系而不能確解，這把成扇的出現，使我們對藍瑛與孫杕之間的友誼一目了然，上述問題便迎刃而解了，這把成扇補了畫史所缺。
吳仲言乃有心之人，他既請藍瑛作山水，又請董其昌、李流芳、嚴調御題詩，可謂用心良苦。從題詩內容看，都是詠蘇州一帶山水的詩（嚴調御所錄為唐代詩人斐迪送王維詩），是董其昌等人的“看圖說話”，顯然，這把成扇是藍瑛繪山水在前，董其昌等題詩在后。吳仲言善于謀事，請大名家尤其如董其昌之流繪畫題詩，成扇的質量不好是拿不出手的，一樁好事就這樣為他所成就。然而吳仲言一定不知道，他的功德在將近四百年之后是多么讓人銘記在心！
藍瑛（1585～1664后）董其昌（1555～1636） 西山紀游 書法
李流芳（1575～1629） 水墨泥金紙本 成扇
1624年作
19.5×54.5cm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