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明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特殊的單元：一方面，政治的腐敗、黑暗導致了諸多社會矛盾的顯現和激化，國勢日漸衰頹；與此同時，文人士大夫的思想、行為則格外活躍和解放，追求個性的表現成為普遍風氣，從而在文學藝術領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。在書法界，這一時期先后涌現的徐渭、張瑞圖、黃道周、倪元璐、王鐸、傅山等人，都是以鮮明的個性風格而享譽墨林，他們所共同代表的“晚明書風”，在整個書法史上留下了引人入勝的奇異光彩。其中，倪元璐更是以其清峻磊落的人格形像以及在生死大節上的驚人表現，贏得了后世格外的崇敬與贊揚，其流傳不多的書畫遺存也成為收藏者們寶愛的珍品。
倪元璐字玉汝，號鴻寶，又號園客，祖籍浙江上虞，萬歷二十一年（一五九三）閏十一月生于山陰（今紹興市）。天啟二年（一六二二）進士，歷官翰林院編修、侍講、南京國子監司業、國子監祭酒、兵部右侍郎、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，端恭勤勉，正直敢言，故為當權者所忌，尤遭內閣首輔溫體仁排抑。崇禎十七年（一六四四）三月十九日，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城，明朝滅亡，倪元璐在京城家中自縊殉國。身后，南明朝廷贈謚文正，清朝于順治十年（一六五三）追謚文貞，后因避雍正帝胤禛諱仍改稱文正。
倪元璐在后人眼中不僅是一位忠臣烈士，也是一位風格獨樹的書畫名家，這里介紹的書畫合璧卷即是其藝術造詣的典型體現。此卷紙本，高二十五厘米、長三百三十二厘米，前半部分為行書自作《古盤吟為范質公吏部》五言古詩一首，共十七行，后半部分畫水墨靈石一區。卷前有民國間程頌萬篆書“明倪文正公詩畫卷”和黃道周行書“燕起鴻歸”引首兩段，卷后有清初何蘭旌一跋及民國金蓉鏡、陳三立、陳曾壽、朱孝臧、余肇康、夏敬觀、陳夔龍諸人題詩七段；卷外題簽為趙叔孺行書“明倪文正書畫合璧卷真跡”。該卷曾著錄于乾隆間陳焯的《湘管齋寓賞編》卷四，書中對此卷的質地、書畫內容、鈐印及何蘭旌題跋都有詳細記述和考證。民國時為姚虞琴所藏，金蓉鏡以下七人題詩皆為應姚氏之請而作。卷中鈐蓋何蘭旌和姚虞琴二人鑒藏印多方。
此卷所書五言古詩見于《倪文貞公詩集》卷上，題為《古盤吟》，題下有小序云：“吳橋范質公吏部園丁掘地得十磁，其九應鋤俱碎，然本頑濫，非可寶者；一獨精妙然得完。質公以為有神，吟古盤征和。”按范質公即范景文（一五八七~一六四四），字夢章，號質公、且園，直隸吳橋（今河北吳橋市）人，萬歷四十一年（一六一三）進士，崇禎十七年二月以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，李自成攻陷北京時投井自盡，為殉國諸臣中官位最高者。據《倪元璐年譜》及自敘，倪元璐于天啟五年（一六二五）奉詔赴濟南冊封德王，途徑吳橋時，受到讬病居家的吏部郎中范景文的款待，“慷慨定交……留三日乃去，”是為二人定交之始。其間倪元璐作詩數首，俱見于詩集之中，《古盤吟》當即其一。從集中詩題下小序可知，是范景文家人掘地得一完好古磁盤，范氏先有詩吟詠，再請元璐唱和，遂有此作。此卷詩題寫作“古盤吟為范質公吏部”，當是概括集中詩題及小序所述緣由的簡略之舉。墨跡所書有數字與詩集不同：十行“晦顯緣”，集中作“顯晦緣”；十四行“氷玉壺”，集中作“水玉壺”，當以墨跡為是，因卷中氷字左上一點寫得過于靠下，陳焯著錄中亦誤氷為水；十五行“昌城蕋”、“勿使”，集中作“昌城蘂”、“弗使”，應是作者臨時改易。卷中書詩部分雖未署年月，但后面的畫石則寫明是“戊寅至日偶作”，為崇禎十一年（一六三八），而“至日”通常指冬至日。此時，倪元璐閑居山陰家中，或留連庭除，或探問湖山，過著“意氣閑遠，悠然莫及”的自在生活。從卷中畫石題款來看，應該是作者在閑居之余，畫興偶發，于是拈出舊作《古盤吟》寫成此卷，又借書后余紙乘興點染靈石一區，遂成書畫合璧的佳構。作此卷時，倪元璐與范景文已分處浙江和北京，迢遞阻隔，未見二人有音訊聯系的記載。不管元璐書畫此卷的初衷是否與范氏有關，然而其中包含了兩位殉國忠臣的交往情誼，又有元璐摯友黃道周的妙筆增色，此卷的意義與價值已經非同一般了。又據史載，此年冬季，黃道周降調江西，赴任途中于杭州西南的大滌山稍作停留，倪元璐曾專程從山陰至此與道周相聚。而此卷前面黃道周行書“燕起鴻歸”四字引首，很可能就是此時在大滌山所書。
倪元璐（1593～1644） 書畫合璧卷
水墨紙本 手卷
1638年作
引首一：26.8×100.5cm 引首二：27.8×63cm
畫心：25×332cm 跋文一：27.8×34.5cm 跋文二：25×55cm
史載倪元璐成進士后，在翰林院為庶吉士時，與黃道周、王鐸關系最密，欣賞者呼為“三株樹”，嫉妒者呼為“三狂人”。三人曾相約攻習書法，黃學鍾繇、王學王獻之、倪學顏真卿。據倪元璐自述則于顏真卿外，又對蘇東坡情有獨鍾，用功甚深。從倪元璐書法的整體風格看，的確繼承了顏、蘇二家用筆沉實，結體端穩的主要特征，尤其是他的小字尺牘、冊頁和橫卷，從點畫的敦厚、轉折的頓按、字形的緊密以及體勢的欹斜等方面，都流露出濃厚的蘇字意趣，顯示出他對蘇東坡書風的喜愛和追摹更為深入、持久。此卷作于崇禎十一年，倪元璐時年四十六歲，經過多年的實踐積累，書寫技巧已經相當嫻熟，書風面貌也進入穩定階段，再加上此時作者生活閑適，心境輕松，所以通篇寫得從容穩健，流暢灑脫。其運筆的嫻熟率意與墨色干濕的自然轉換，增強了作品整體氣韻的貫通以及虛實變化，而若干枯筆之處，則別有一種朦朧蒼茫的趣味。這些效果都典型地展現出倪元璐書法成熟面目的神態及魅力。
精擅書法之外，倪元璐也兼能繪畫，尤喜作簡筆山水及松竹文石。此卷后半段的畫石先以輕松的細筆勾勒輪廓，略施以干筆皴擦，再通過濃淡不同的渲染分出陰陽向背，最后用濃墨點苔激活精神，構圖生動靈秀，雖只區區一石，卻蘊含著起伏、輕重的變化效果，頗有以小見大之勢。在倪元璐存世的畫作中，水墨文石是最多見的題材，往往配以凝練、雋永的識語，簡遠清新，意味深長。這類作品不僅代表了倪元璐的審美追求與習慣樣式，同時更是作者清峻磊落，卓然不群的人格精神的寫照，面對此卷中的靈石，亦當作如是觀。
應該指出的是，在晚明具有個性風格的書家群體中，倪元璐是相對特殊的一位。盡管他的書法造詣和聲望都達到相當的高度，然而對于此道，他似乎并不像張瑞圖、王鐸那樣投入和耽迷。相比之下，張、王更接近于是純粹當行的書法家，而倪元璐則把精力主要投入到立德建言、為官施政以及研究學問方面，書法只是陶冶情操的余事。在這一點上，他與視書法為“學問中第七、八乘事”的黃道周堪稱志同道合。由此可以推斷，倪、黃與張、王在大節出處上的殊途，亦非偶然。因此，倪元璐的作品存世數量要比同時其它書家少許多，而像此卷這樣的書畫合璧之作更是稀如星鳳。不過這種情況絲毫不影響他在書法史上的地位和名望，相反，在推崇人格、修養，注意大節、義氣的文化傳統作用下，倪、黃的書畫作品因其作者的歷史地位及影響，更受到后人的珍愛與追捧。
此外，此書畫合璧卷后面的題跋題詩也很有價值。最早的題跋者是清初何蘭旌，據其跋中自述，其“外母”是倪元璐侄女（按古人稱岳父為外父，“外母”當為岳母），又與元璐長子倪會鼎（字子新）為同窗，故“見文正公墨跡甚多，親文正公亦有年”。他的題跋與鈐于卷中的印鑒，對于此卷的真實性是有力的證明。在何跋之后題詩的金蓉鏡等七人則皆為民國詩壇名家，所題詩詞無不充滿對倪、范二人忠貞、剛烈的贊頌以及壯志未竟，頹波難挽的感嘆。聯系到諸人中不乏清朝遺民，時當改朝換代不久之際，面對明朝忠烈遺墨，比照眼前時事，所作自然是觸動內心的有感而發。于是這些文字更豐富了此卷的內容蘊含，同時也給后人的欣賞、解讀拓寬了理解和聯想的空間。
（作者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）
